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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未来五年是爆发金融危机高危期

发布时间:2014-10-28       

张明,1977年出生,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2007年获得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中国宏观经济。

出版《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际金融新战略》等学术着作。入选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与中国金融博物馆第二届青年金融学者。

核心观点

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以及应对危机举措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5到10年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政府需要做好政策预案。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

警惕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建议,中国政府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最近也有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危险地带,改革若把控不好可能会爆发很大危机。是这样的吗?

张明:的确有这方面的风险。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是我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新京报:如果未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话,将会发生在什么领域?

张明:可以从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这三个部门来审视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三个部门各自面临一些风险隐患,目前正在逐渐累积。而且,这三个部门之间的风险很可能是联动的。未来在特定情形下,一个源自内部或外部的负面冲击,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在这三个部门相继爆发,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新京报:分开来说,怎么理解私人部门的风险?

张明:在私人部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企业部门负债是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占GDP的比率在130%左右。企业高负债对应着高投资,高投资形成了企业的高产能。在过去内需和外需都很强劲的情况下,这样的模式没有问题,它会带来高增长。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需求开始萎缩。随着国内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内需也开始下行。内外需的萎缩导致过剩产能变得非常明显。过剩产能意味着企业投资收不回成本,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本息。所以未来几年内,需求萎缩加剧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中国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化,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显着上升。

第二,银行体系的健康完全和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绑定在一起。我们曾经做了一个估算,中国商业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中,有百分之四五十左右,都跟土地和房产的价值密切相关。这些贷款最后能否顺利收回,也和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如果全国的房价地价都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损失。

新京报:但有经济学家认为,因为中国的首付比例很高,中国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不会造成很大风险?

张明:如果风险不大的话,为什么最近宏观经济下行,政府又开始放松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了呢?尽管首付的保障使得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比较安全,但是对开发商的贷款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的安全边际并没有那么高。

新京报:公共部门的风险又是什么?

张明:过去十多年,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上升速度太快,特别是在全球危机爆发和“四万亿”之后。根据审计署最新的调研,截至去年6月底,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6%左右。

随着私人部门金融风险的爆发,银行坏账比率将会显着上升,如果中国政府再像1998年那样对银行体系进行大规模救援,那么未来几年政府债务水平可能会继续快速上升,最终导致市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市场对于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债务负担的担忧也会加剧。

新京报:对外部门的风险呢?

张明: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国际收支双顺差。但未来的一些变化会使得双顺差逐渐消失。比如,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国内其他要素价格调整,目前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已显着下降。在资本账户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中国的家庭和企业以前只能在国内配置资产,而未来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他们会有很强的动机将一部分资产配置在海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资本外流。因此我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也可能缩小,甚至变成逆差。一旦国际收支双顺差变成了一正一逆,或者说双逆差,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就可能开始贬值,资本流出的压力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

危机爆发概率取决于政府对策

新京报:如果这三个部门发生联动风险,会产生怎样的恶性循环?

张明:我觉得未来中国最有可能面临的危机路径是,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加速开放,以及美联储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外部对资金的吸引力会显着增强。在特定情景下,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的流动性水平显着下降、国内利率水平显着上升。利率上升将会导致私人部门的金融风险加剧,例如企业部门会加速去杠杆,房价会加速下调,而企业去杠杆和房价下调都会导致银行的坏账加速上升。

所以未来三到五年,银行坏账显着上升的可能性很大。这些都会导致国内外主体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下降,他们会有动力把更多的钱挪到国外去。如果这样,资本外流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进一步的资本外流也会导致国内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利率继续上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风险的闭环,而且是恶性循环。

新京报:按照你的推导,这一危机实现的概率会有多大?

张明:危机爆发的概率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对策,其实我们是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机的。有两方面的对策非常重要。

第一,资本是不是想流出就能流出去?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保持对异常资本流动的管制?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中国政府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问题若只出现在国内,中国政府还是有很强的能力来应对的。

第二,能不能在风险浮出水面的背景下,维持甚至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换句话说,能不能推动一些看似困难的结构性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资本账户开放倒逼机制很危险

新京报:谈到资本账户开放,最近呼吁开放的声音很大,央行也有一些加快开放的政策,比如上海自贸区、前海特区、沪港通。但你却持反对意见,为什么?

张明:我并不是反对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认为开放的进程应该更加渐进、审慎和可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保留管理异常资本流动的能力。

我赞成类似沪港通这样的在一定额度下可控的开放跨境金融投资的举措。但是,我反对为资本账户开放设定一个硬性的时间表。譬如,之前市场曾有传闻,中国政府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

对资本账户开放这样一个非常敏感且不确定的事件设置一个硬性的时间表,其实大可不必。它应该是一个在各方面改革都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水到渠成的结果。它不应该被用来倒逼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这种倒逼机制其实是很危险的。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资本账户可以开放?

张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该有一些前提条件:第一,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充分市场化;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现存的一些脆弱性应该得到处理,比如当前影子银行体系内积聚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下调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的坏账风险等;第三,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一套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并借此来取代资本账户管制。在上述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再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对负面冲击的抵御能力将会显着增强。

新京报:刚谈到避免危机的第二点是维持投资者信心,而其中的关键一环是结构调整。你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应该怎样改革?

张明:目前对中国经济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调整有三点。

第一,让整个国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让居民获益更多。

第二,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这里的服务业部门包括教育、医疗、通信、铁路、金融等部门。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增长,主要动力源泉将来自服务业,因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服务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能够真正跟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此前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近期石化企业的一些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三,加速实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要素既包括土地、水电气这些资源,也包括环境成本,要把它内化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去。只有要素价格充分市场化,才能真正促使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变成集约型增长,变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

应对危机应做好政策预案

新京报:对于改革的路径推进,你有何建议?

张明:第一,必须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只有结构性改革得以推动,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完成转型,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上所有愿景,都建立在国内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能否再保持6%以上增长的基础之上。尽管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强大,但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当前政府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如果能把本轮反腐的勇气和决心用到推动结构性改革上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另外,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新兴经济市场在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会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历各种类型危机的洗礼。未来的5到10年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因此我们要做政策预案。其实我觉得危机爆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危机爆发之后怎么加以应对。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类国家的数量很少,例如亚洲的韩国与北欧的芬兰。这两个国家的特点是,它们都曾爆发过金融危机,但它们很好地利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从而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另一类国家则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能自拔,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新京报:现在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经济学家有很多猜测。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且有很大争论。你怎么看?

张明:二者都是基于对未来改革情景的不同而判断得出的结论。比较乐观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还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长。他们是基于一种乐观的愿景,即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结构改革,能够顺利地转变增长方式。在这种愿景下,中国经济可能有很快的增长。

但很多人没这么乐观,认为6%或7%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他们倾向于认为,在未来5到10年要成功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悲观主义者吗?

张明: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审慎乐观的。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帮助我们在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提到的诸多负面情景,则是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的。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当前改革的进展?

张明: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改革一开始像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进入了深水区,河的深度已经超过人的高度了,再在水底走也走不过去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浮起来,瞄准对岸的目标游过去。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达何处,你才能顺利地游过去。

新京报:在你看来,我们现在的改革目标是什么?

张明:我觉得三中全会给的蓝图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国际社会给三中全会决议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谁都说,关键看落实,要看七八年之后交出的成绩单。这个目标可能包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之间的弹性更大。这或许就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 人物

愿做“坏警察”的经济学者

尽管在经济领域已有建树,并在社科院担任了研究室主任,但张明看上去仍像个大男孩,一身休闲装、干净利索,很容易就打开话题匣子。不过,在回答记者对当下经济问题的各种提问时,张明却毫不含糊、逻辑严密。他说,因为这些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的。

张明不是一个沉迷书斋的学者。他把自己和这个开放时代紧密关联起来。他同时运营博客和微信公众账号的两个自媒体平台,并更新频繁。记者约访的时候,张明正在美国访问,几日后还是有新作更新,一篇关于欧元汇率趋势性判断的文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的自媒体上,还有很多读书笔记。

张明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主动传播,他认为研究应该和市场结合起来,同时跟其他研究者交流,哪怕观点相左。他本人也常常作为反方出现在各种论坛上,尽管有争论,但大家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因为市场的发展需要思想市场的开放”。

对当前的经济,张明表达了很多悲观的判断。但他说,之所以愿意提出更多悲观情景,是希望政府能“提前预见,最终避免”。他说自己在扮演一个“bad cop”(“坏警察”)的角色,给政府提一些警告。如果政府能避免它的话,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

对于一些声音批评政府政策过多干涉市场,张明认为不要低估政府官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解。“政府官员在内部的交流中非常坦诚,但对外可能会有顾虑。”即便对于当前被保守经济学者批评的“四万亿”政策,张明也表示理解。他说,事后做判断总是容易的,面对问题时,政府有可能反应过度,但不反应会更加危险。每届政府其实都在积累经验。

“批评总是很容易,难的是提出建设性意见。”张明说,他的任务就是在批评之后提出有正能量的意见。

■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对2014年经济和社会运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张明:结构性改革推进迟缓。经济增速显着下降,可能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采用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这会恶化当前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方说制造业产能过剩、新建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等。

新京报:三中全会的300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张明: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改革是什么?

张明:第一类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例如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等;第二类是国企改革,例如混合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土地改革不会推进得那么快。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个行业最有投资前景?

张明:服务业,特别是养老、医疗行业。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医疗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京报: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张明: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新京报:对于诸多的经济学家,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张明:我的导师余永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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